三、自然资源的价值冲突与多元价值的法律实现 自然资源的价值形态、价值维度等问题与人对其的需求紧密联系并且具有鲜明的时代性。

第1条第2款包含了自然法悲情的暗示，这也成为德国基本权利清单的组成部分。因此，民选代表提出的实现(当时被经常提及的)基本权利的诉求几乎都在上议院和君主的反对下无疾而终。

这些方法适用于所有类型的基本权利。基本权利的解释不仅诉诸价值，而且关照现实。[18]尽管存在这样的分歧，联邦宪法法院至今仍然坚持己见。堕胎判决是由于废止一部长期对胎儿赋予刑法保护的法律而引起的。它们所做的承诺大大超乎其所能确保的范围。

这一裁判理论具有特别的意义。相反，它仅保护人们生活的某些领域或某类行为方面的自由。因此，黑格尔的宪法体现了逻辑和自由的统一。

宪法守护者通常是由一个特定的机关来担任，是主体的宪法本身内在结构的需要。另外还需要注意的是，英国议会作为宪法的守护者还受到《欧洲人权公约》和欧盟法的影响，这是英国宪法守护者比较独特的。中国处于改革宪法时代，建立与时代背景相适应的宪法守护者对于依宪治国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而全国人大设立的专门委员会本身仅仅有审议功能，审议对象范围是有限的，仅仅能审查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

在这个过程中，人民把自己的价值目标上升到宪法的高度，具体化为宪法规范，然后通过宪法实施来实现自己的价值。实际上，只要存在权力的地方，不管是现代还是古代，都容易产生压迫性的危险。

只有在对象法规制定机关不修改的情况下，全国人大常委会才会正式启动违宪审查机制，而这才是中国宪法守护者真正发挥作用的时刻。中国的宪法守护者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但是，由于全国人大经常处于退场状态，因此，实质上的宪法守护者只能落在其常设机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身上。（二）宪法具有潜在和现实的侵犯者 从古典希腊至今的宪政史，呈现在我们眼前的现象似乎是：只有古典时期和中世纪的宪法会遭到侵犯，尤其在封建王朝时期，宪法往往成为君主手中的玩偶，沦落为政治花瓶。德国的宪法守护者历史比较悠久，情况比较复杂。

另一方面，由于人们的脑海中还残留着为了宪法而与政府奋战百年的现象，因此，人们也就不会在行政权的范畴里寻找宪法的守护者{7}，因此，守护者必须具备中立性。而法律本身的违宪性问题完全由国家立法机关自己来进行，这个时候最高人民法院对法律提出审查要求的权利也几乎没有了。尤其是1852年宪法还扩大了向元老院（参议院）提起审查议会立法是否合宪请求主体的范围，普通法国市民有权提出此类请愿。最后，完善事前审查与事后审查，抽象审查与具体审查相结合的审查方式，扩大守护者违宪审查的范围，并提出将审查要求的主体扩充到公民个体。

联邦大总统于德意志联邦内之公共安宁及秩序，视为有被扰乱或危害时，为回复公共安宁及秩序起见，得取必要之处置，必要时更得使用兵力，以求达此目的。如果守护者本身是特定危险的策源地，让这样的守护者来守护宪法本身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再次，具体人员的组成尽量以法学家、法官和律师等专业人士为主，而且要规定具体的选拔、任职、薪俸和退休制度，为其展开守护工作提供良好的物质保障和法律保障。直到今天，宪法法院还一直是德国《基本法》的守护者，而且通过适当的宪政机制消除了各种侵犯宪法的现象，成功地保护了德国人民的基本权利。

但是，有些国家的宪法守护者仅仅具有形式上的作用，并不能为宪法实施和监督提供应有的守护。最高法院作为宪法的守护者是通过司法行为本身来获得的。推而广之，让立法机关来监督自己违宪的立法行为，或者让一个行政机关来监督自己违宪的行政行为都是没有丝毫价值的。随着国内对宪法的重视和宪法观念的变化，苏联高层出于对政治改革现实的需要，1990年《苏联宪法监督法》构建了独具特色的宪法监督委员会来监督宪法的实施[23]。（三）宪法与守护者的价值关系 宪法价值关系不仅体现在主体与客体宪法之间的意义和效应关系，而且也体现在宪法自身结构之中。即如何将现代自由主义的主张和国家统一性通过适当的方式实现统一，而不是对立和充满张力。

古典希腊时期斯巴达的五长官制[2]，就是因为缺少相应的约束而被大家所诟病。合法审查则属于法律监督的范畴，合法（律）审查则是对所要审查的对象是否违反法律或上位法而作的审查，也即违法审查。

因此，要从根本上实现控制权力，保障人权的价值目标，就必然需要宪法的守护者。法律意义上的守护者是日常政治之下在场的守护者，而且是宪法通常意义上的守护者。

弱司法审查模式下宪法守护者实际上是一种复合式的，即同一个国家宪法守护者不是单一的，而是由多个部门共同组成的，通常来讲，这种复合的宪法守护者与复合审查模式有关[22]。自然状态的消除，是因为缔结契约保障社会安定的缘故，在这个过程中，政治权力被让给了一个地位更高的第三方，和平的唯一保证人霍布斯关心的是把国家对权力的垄断制度化，以国家作为政治统一体的模式，这种国家的垄断只要是对政治决断的垄断而施密特正是将自己的政治国家建立在决断之上，即关于政治生活形式的积极决断，特定社会里为了和平解决冲突而制度化的垄断机构，政治权力的约束性行使以及有效地实施政治决断。

日本明治时代的《大日本帝国宪法》对于天皇的权力基本上也没有什么约束力。在此种情况之下，可以将守护宪法的任务交给这个专门委员会来完成。[27]例如：1954年《宪法》第二十七条第一款和第三款，第三十一条第三款，1975年《宪法》第十七条和第十八条，1978年《宪法》第二十二条第一款和第三款，第二十五条第三款，以及1982年《宪法》第六十二条第二款和第六十七条第一款的规定，都明确全国人大和常委会监督宪法的实施。因此，全国人大专门委员在监督宪法实施层面，很难有效地承担违宪审查的职责。

再次，如果这样的利益集团或者政党本身具有超脱宪法之外强大的政治力量，这不仅不会守护宪法，反而其存在对宪法来说就是一种很大的危险。可以不要这个守护者吗？当然不可以。

法国不仅有宪法委员会负责监督和审查法律、法规和规章，而且行政法院也享有一定的审查权。既然都是国家权力，没有必要搞斗争和制约哲学，配合和协调才是主要的。

因此，规范性就为时刻保持守护者的常在性提供了规范基础。如果全国人大专门委员会通过审查认为对象法规明确违反宪法规定，一般并不会直接作出对象法规违宪的判断，相反是通过向该法规的制定机关提出书面意见，建议和督促对象法规制定机关进行修改。

宪法根本法必须有一个具有具体政治人格的主权承受者，而不能由某种规范来充当主权。正是这些综合危险源的存在，才需要宪法守护者。古典理论认为，元老院最早由古罗马神话创立者Romulus创立，主要承担会议的咨询，其成员由100个家族首领，在共和国时期，元老院的人员增至300名。而罗马元老院，这种通过其屏障与守护之职权而成为罗马宪政状态之真正捍卫者的原型为基础，而元老院的权威—在这里是以精确之含义与权力相对照—必须对公民决议加以确认，以防止宪政秩序或国际法上之义务不受侵害（[古希腊]波里比阿：《罗马帝国的崛起》，翁嘉声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

议事会是公民大会的常设机构，它可以提出议案，并执行大会决议和享有一定诉讼初审权。宪法守护者的中立性品质表达的是在政治权力结构中保持一种超然的立场和姿态。

权利法案，保障公民拥有公共权力不得侵犯的自由领域。这样一来，下面的法律规范如果和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不一致，这种情况下对对象法律进行审查是不存在什么问题的。

[24]在施密特看来，霍布斯是把自己的政治国家建立在对自然状态的恐惧之上，目的在于实现国家保障基础上的和平和安全。相反，根据第48条总统的紧急状态权[25]，施密特认为本条才真正揭示了国家的真正政治本质，即消除了紧急状态的主体才是主权者，对紧急状态的控制，体现了实质意义上的决断。